“‘70后’不愿种地，‘80后’不会种地，‘90后’不谈种地”是时下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。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，农村劳动力快速流动，“弱者种地”“差地种粮”等问题越来越突出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强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

　　记者在四川崇州、江苏大丰、河北柏乡遇到这么一群人。他们有本土派，扎根在农村、始终爱农业、力求善经营；有返乡派，农村出身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回到家乡，带回新气象、新思想；有下乡派，或是农科人员或是经商人员，为广袤田野带来技术或资金。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——新型农民。

　　老农民变身农业CEO

　　崇州有1883名农业职业经理人，在他们的经营下，以低成本实现规模化经营，农业附加值提高，村民收入也有保障

　　现年45岁的任建忠是四川省崇州市隆兴镇青桥村人。此前，他长期务农，也外出务过工，回乡后，做过一段时间养殖生意。因养殖技术不过硬“亏了”。从那以后，任建忠萌生了系统学习种养技术的强烈意愿，而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培训为他提供了绝佳机会。

　　2011年3月，崇州市青桥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，任建忠接过了职业经理人的担子。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，合作社理事会决定种什么，职业经理人决定怎么种。“以前年为例，生产计划书里安排了种900亩水稻，当计划确定后，不管是选种、育秧、机耕还是插秧、除虫、收割，都由我来安排。作为股东的农民即便什么都不用做，一年每亩地就能有600多元的分红。”2013年获得中级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，2015年获得高级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，任建忠的证书等级和经营规模在同步提升。

　　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如何确定？任建忠说，合作社对经营纯收入实行1∶2∶7的分红，10%作为合作社发展的公积金、20%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佣金、70%作为社员土地入股分红，辅以超产分成或二次分红等方式，保障入社社员收益。在任建忠看来，此前之所以出现“弱者种地”现象，根本原因还是农民种地不挣钱，而不挣钱的主要原因是经营规模太小。

　　“我以前也曾丢下田地出去打工，时间不长。”47岁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志全说，他曾到大城市做过装修工。2011年，他回家不久就遇到合作社成立，便竞聘当起了职业经理人。最初规模只有80亩，但土地集群效应已初显：农户治虫成本15元一亩，而合作社只需12元一亩。收割季到了，农户请的收割机70元一亩，而合作社50元一亩。王志全对新技术应用很敏感，收晒完毕后测产，这茬粮食亩产平均760斤，比普通农户多出260斤。

　　“第一年，我找村民入社，第二年，大家争着找我入社。”2012年，王志全打理的农田比第一年多出了300亩。这一年，他通过培训，拿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。几年间，他所管理的3个合作社土地，从百余亩发展到3500余亩。

　　如今，崇州已经有1883名农业职业经理人，在他们的经营下，农业附加值提高，村民收入也有保障。隆兴镇副镇长周维松曾是最早的农业职业经理人，他说，“职业经理人不是老板，其收入与经营规模和个人能力有直接关系，主流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一年能赚30万元至40万元。如今，全镇95%的土地实现了规模化经营，其中合作社经营占九成以上。获得职业经理人证书不是终点，如果长期不从事相关实际工作，也会被取消”。

　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曾专门调研了崇州农业经营模式，并把农业职业经理人、土地股份合作社、社会化服务组织三位一体的模式概括为“农业公营制”。他认为，这种模式以低成本实现了规模化经营，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高成本问题。有一技之长的职业经理人规模化经营土地，也促进了职业农民的培养。

　　“农二代”的现代农业观

　　高收入、职业成就感、当地扶持是他们回来的主要原因，追求的是现代农业，喜欢尝试电商、品牌农业

　　24岁的王伶俐，王志全的女儿，喜欢穿着漂亮的裙子穿梭在田间地头，看水稻秧苗是否栽种整齐，看麦子收割是否保质保量，她爱农业也爱打扮。她2015年大学实习时，就跟着父亲王志全下田忙活。第二年，完成了成都师范学院的学业后，她选择回到家乡，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，和父亲一起管理着600多户农民的3000多亩土地，种小麦、水稻、油菜，年收入数十万元。

　　“我们这一代职业经理人喜欢尝试新的东西，比如农业电商、品牌农业。如果是传统农业，那吸引不了这么多大学生，我们追求的是现代农业。”王伶俐介绍，她目前更多负责的是西蜀粮仓公司的专业化运营，主打营销“稻虾藕遇”生态大米。这是由当地20个合作社发起组建的公司，主打的是区域公用品牌。目前，公司建成了稻米展示馆，还实现了线上运营。不同于父亲主要聚焦第一产业，她把触角延伸到了农村二三产业，已开发了300多亩稻鱼综合种养基地，明年还要上马稻田养殖小龙虾，发展休闲垂钓。“可能我们没有父亲他们能吃苦，但年轻也是一种优势。”她自信地说。

　　未务过农的年轻职业经理人凭什么让入社农民们放心？记者采访另一位农业经理人时找到了答案。2013年初，1988年出生的宋丹还在崇州一家培训机构从事英语、计算机教学。“我大学专业是环境与艺术设计，毕业后一直朝九晚五。”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宋丹在成都郊县与当地的农业职业经理人接触，“完全颠覆了我对种田的认识。没想到种田也能当CEO，而且发展潜力很大”。这位并不了解农业的姑娘心动了，报名参加了培训考试，并取得了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。

　　2013年底，她成功竞聘为和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。刚来时，合作社只有171亩入股土地，很多村民都抱着观望的态度。她每天跑到地里看麦苗长势，有情况就求助农技站。“在崇州，种田其实很简单。依托四川农大以及省市农科院所，组建了农业专家大院。其他农业社会化服务也很齐全，一个电话就可以弄好，职业经理人主要是做好决策。”宋丹说。

　　“前一段有位外省的大户来参观，跟我说，在他们那里，种田人的地位低，但感觉在成都务农很火，种田很体面。”宋丹经常与各地的朋友交流，她为目前的1243亩土地量身打造了干湿分离型农业，“我们临近桤木河湿地公园，有着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，适合发展休闲观光旅游。发展休闲农业，但得有特色，不能只靠菜花节。湿，就是沿河打造稻田综合种养，发展休闲农业。干，就是在规模化集中土地上，机械化种植大田作物”。

　　为何大学毕业选择回到农村？王伶俐和宋丹都表示，每年几十万元的薪金只是一方面，职业成就感和当地的扶持是另一方面。按照当地规定，农业职业经理人从事粮食规模经营，可以在普通补贴的基础上提高10%；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，对个人应缴部分给予60%的补助；凭农业职业经理人等级或荣誉证书，可以获得10万元至100万元信用贷款支持，并享受政府贴息。初、中、高不同等级的证书可以从银行获得的贷款额度也不同。

　　“最初，农民有观望情绪，我们鼓励村组干部、农机农技人员和种粮大户当农业职业经理人。如今，大家争着当农业职业经理人，主力已经变为返乡农民工、大中专毕业生、外出经商人员。同时，职业经理人的年龄在降低，学历在提升。”崇州农发局农技中心主任刘波说，当地每两年对农业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素养、经营规模、工作业绩等情况进行考核，根据考核情况维持或改变经理人等级。如出现农产品质量安全、违法违规等问题，一律取消农业职业经理人资格。

　　农业职业经理人不仅有了归属感，还开始了抱团发展。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杨国武说，协会于2014年底成立，已有4800多名会员，对外向各类合作社推荐优秀经理人，对内开展交流活动以及诚信评定等。目前，包括崇州在内的成都各郊县都已成立协会分会，全市有市、县、乡农业职业经理人人才资源信息服务平台35个。

　　职业农民培育的带头人

　　职业经理人发挥着农技推广和农民培育的作用，带动涌现出一大批新型农民，发展出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

　　“以前100亩地需要3个职业农民来管理，如今只需要1个。职业经理人水平越来越高，农民的职业化水平也在提高。”刘波说，崇州是农业部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县，实行双培训机制，专家、农技员对职业经理人进行培训，后者对新型农民进行培育。后续还有知识更新培训。“以前，为了农技推广和农民培育想了不少招儿，无奈普通农民对一亩增产50元的技术不在意。但职业经理人却很在意，因为面积大。如今，职业经理人把新型农民给带动起来了。”刘波说。

　　2016年，崇州农民合作社带动农户面达72%，比2012年提高18.3个百分点。全市土地股份合作社达246个，入社面积31.6万亩，占全市耕地面积的61%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70%以上。目前，崇州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7329人，其中职业经理人1883人，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。

　　江苏大丰的新农民培育则与下乡的农业科技人员密不可分。上海市农科院园艺所所长周志强在大丰还有另外一个身份——大丰丰收大地种业公司的法人代表。作为大丰的新农民，周志强在丰收大地农业示范园“安家”多年。他的实验室兼车间，不仅成功培育出了黑枸杞种苗，还承接了来自阿联酋等海外客户的柳枣苗培育订单。“其实蔬菜瓜果好吃不好吃，种得好只是一小部分原因，源头还是在于种子。”周志强给记者算了笔账：种苗质量好，提前培育好而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，实际上是延长了一个生产季，带来了叠加的经济效益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，大丰涌现出很多新主体、新业态和新载体，集成了全新的发展理念、现代经营方式和先进的科技装备。更为可喜的是，像周志强这样的新农民的出现，发展了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，既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措施得以落到实处，也使得生产服务型职业农民有了用武之地。

　　深秋时节的河北柏乡县，庄稼已经收完，冬小麦也已种下。在固城店镇南江村，刘伟立在卖山药的过程中，发展了大规模种养业。如今，他流转了村里900多亩土地，形成了种养循环的产业链。随着规模提升，他开始雇佣村里的种养能手帮着管理。该县龙华乡乡长韩利锋说，未来乡村振兴，必然有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，做“三金”农民，即土地流转后收取土地租金、挣佣金、获得土地入股的股金，而从事农业的必须是有技术、爱农业的人才。

　　记者采访发现，柏乡县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迅速崛起。他们通过发展股份合作、代耕代种、土地托管、订单生产等模式，引领着农业结构调整。当地鼓励企业经营者、农业科技人员、退役军人等各类人才下乡创业创新，带动农村新产业发展。同时，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需求调研，分产业、按类型开展专题培训，培育的新型职业农民达到3000人。